“过好胜利关，不做李自成”，是当年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赶考”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一个共同回答，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等人主政西南的成功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西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十分特殊，邓小平及其领导的西南局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政治上，西南曾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巢穴，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国民党在溃逃时潜伏的大批残余势力，同地方封建势力勾结，组织土匪，发动暴乱，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剿灭土匪、肃清匪特、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净化社会环境，迫切地摆在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
经济上，西南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交通梗阻、民生困苦。新生人民政权有没有能力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这是当时比剿匪更加困难的新的严峻考验。
民族关系上，西南是少数民族最多、最复杂的地区，如何实现少数民族的解放，增进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巩固西南边疆，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
更为严峻的是，面对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当时西南地区党员、干部总量不足，加之在胜利面前，党内部分同志滋生了不愿再艰苦奋斗，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和行为。
针对这些问题，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把加强
作为执政的根本保证，为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和制度建设等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为我们党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搞好党的作风建设、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随着西南的解放，大西南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在取得胜利的形势面前，西南党内部分同志经不起进城的考验，进而发展到贪污腐化，有的甚至对自己的婚姻也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闹着要“改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行为也逐渐多起来，统一战线中狭隘的关门主义思想也有所抬头。
早在湖南常德时，邓小平就对进军大西南的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他指出：进城后一定要发扬革命传统，纪律严明，爱护群众，要万分警惕李自成入北京后的享乐思想。李自成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1950年元旦，邓小平起草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感谢电，指出：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第二野战军的指战员们首先想到的是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和华中地区的父老乡亲，深刻铭记第三、第四和第一野战军及华东、华中、西北的党、政府和人民所给予的热情帮助和鼓舞。感谢电通篇用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二野取得的所有胜利，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的全力支持和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胜利应归功于人民。
1950年1月，邓小平在二野三兵团一次师以上干部会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仗打完了没有？”他指出：“当前，九十万国民党部队尚待改造，六千万基本群众尚待发动，数十万土匪尚待清剿，广大农村的政权还没有建立，破产的城乡生产还没有恢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可我们有些同志却认为仗打完了，该享乐了。这是何等的危险和可怕！”
6月，邓小平在《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中，对西南地区整风运动的紧迫性、目的和意义都作了精辟论述，对西南地区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根源进行分析，指出了克服党内不良倾向的方法和步骤。他指出：今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进行一次整风，中央指出目前我们党内主要错误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在西南来说这个问题比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还有两种倾向，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一个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他并就这些不良倾向作了具体分析：
关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征粮工作中的强迫命令。有的部门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随便扣押捆打，采取游行罚跪等错误作法，甚至有个别逼死人的。在税收工作中，部分地区提出只要有交易行为，就得收税。如有收草鞋税、10个鸡蛋收3个、3斤酒收1斤米的事。其次是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如个别地区在接管国民党政府公粮时，部分干部工作中粗枝大叶，不认真核对粮仓中的库存，只加上一张封条，就算接管了，造成许多“空仓”，致使国家财产遭受不应有的损失。重庆某厂军代表，由于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作风，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工人的主人翁思想发扬，发生了车间秩序混乱、工人磨洋工、坐厕所、松马达、关纱车等现象，坏人乘机破坏机器，严重影响了生产。
为什么会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倾向呢？邓小平透彻地分析道：进入西南以来，工作是很繁重的，绝大多数同志，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工作都很努力。但是，如果“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不成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这就叫做“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因此，邓小平紧紧抓住重庆某厂军代表犯官僚主义错误、严重影响生产这一典型事例，指示重庆市委、西南工业部和西南工会办事处，要一查到底，使西南各地党组织受到教育。在上级领导的发动下，工人群众批评了军代表，也作了自我批评，提了一百多条意见。厂里召开了临时职工代表会，军代表作了两次检查，使职工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宣布给军代表撤职处分时，许多工人哭了，纷纷挽留军代表，并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和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态度。通过这次事件，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加强了生产管理和 劳动纪律，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关于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问题。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还需要统一战线，在部分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疑惑、动摇。比如：有的同志在工作中往往存在门户之见，使党变成狭小的圈子，从而丧失了领导作用；有的同志从个人而不是从全局考虑问题，怕自己吃不开，因而对于统一战线发生抵触。具体工作上，对于党外人士的职位安排，有的同志不服气；在工商业问题上，有挤垮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合作。
针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不要以为我们几十万军队，一下子可以打倒一切敌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光靠共产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有些同志的关门主义倾向，是不懂得唯有团结四个朋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才能战胜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才能建设新中国的道理。他们往往夸大党外人士的缺点，不善于或不愿意与党外人士共事，不善于在工作中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党外人士以促其进步；而对于自己的狭隘作风和违反党的统一战线这样重大的原则性的错误，却漠然不知或采取自我原谅的态度；他们不懂得在西南除军队外，约有十五万到二十万地方工作干部，其中只有三万人是党员，还有少数是团员，其他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非党团员。党与非党干部的合作问题，就是百分之二十与百分之八十的合作问题。试问：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
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进城不久，邓小平就在西南局常委办公会上提出由统战部召集一次民主党派代表及民主人士座谈会，他和刘伯承在会上讲话。刘伯承、邓小平还发请柬，请重庆市各界名流吃饭，和大家见面，向他们请教。农村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邓小平及时组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代表参加，使他们了解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他还妥善安排国民党军起义将领职位，承认他们对人民事业的贡献。如西南军政委员会中的6位副主席，就有熊克武、龙云、刘文辉3位民主人士；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各院部会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1/3以上。当得知国民党匪特残杀我负责干部及民主人士时，他要求要引起严重注意：对于重要的民主人士的保护与对于我们自己的保护一样重要，请公安部门和统战部门加以研究，列入自己的工作范围之内。
关于享乐思想和腐化行为的问题。当时在少数老干部中主要是闹个人享受、婚姻和等级待遇问题。有个别干部公开表示：“我有两个问题要求组织解决，一个是讨老婆，一个是要地位。”西南公安部一位干部竟说：“不让我当处长副处长，让我当科长不干。”某医疗队干部中有比水笔、比皮鞋、比花被面子的所谓“三比”。某市委9个委员7个闹离婚；云南一个师政委兼地委书记，因为闹离婚被其妻用枪打死，影响很坏；贵州省绥阳县县长李民在山东解放区已结婚，到贵州后，采取欺骗的手段，与一位青年学生结婚，他的妻子从山东来到贵州后，进不了县政府，孤儿寡母只好在县城流浪。
针对这些不健康思想和行为，邓小平毫不留情地批评道：还有一个干部婚姻上的问题，现在到处在闹“改组”。这种人往往引婚姻法作根据，说婚姻法上规定有婚姻自由，于是不管政治条件，不管儿女幸福，不管道德不道德。有的闹得影响很坏，工作也受损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胁手段。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邓小平紧紧抓住贵州绥阳县长李民犯重婚罪的事实，指示西南高级法院一查到底，严肃处理，要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利。1953年2月，“李民重婚罪”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李民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一年半的有期徒刑。《新华日报》进行了公开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撼，对党员干部起到了警示作用，及时刹住了一些老干部进城后见异思迁、摒弃糟糠之妻的“改组”思想。
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抓西南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党的组织建设。
大量发展产业工人入党。解放初期，西南有人口7000万，重要的城市有重庆、成都、昆明等10个，工人总数160万，产业工人20多万。然而，进城之初，西南20多万党员大多数集中在领导机关，分布在军管会和接管委员会，众多的工矿企事业单位没有党支部，甚至有的厂矿、单位没有一个党员。同时，由于当时西南局的主要精力放在乡村，加上城市的工作千头万绪，部分领导认识上存在片面性，忽略了革命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的骨干、党员数量远远不够的情况，出现了慎重有余、发展不足的关门主义倾向。
邓小平非常赞同西南局组织部提出的“发展党的组织，重点主要在城市，首先是发展工人阶级中的党员”的观点。他还在全区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在党内增强无产阶级成分的比重，批评了那种不重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思想，批评了组织发展中的关门主义倾向。
邓小平的批评和西南局组织工作会议以后，西南各城市的党委加快了在工人中建党的步伐。到1950年底，重庆市发展了新党员1635人，大多数是产业工人。全西南的产业工人中，截至1950年8月，新发展了3076人入党。在以后的“三反”、“五反”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工人中的党组织在全西南得以健全和巩固。
搞好与地下党的会师，正确使用地下党的力量。西南原有地下党员5.6万人，其中一部分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与若干挫折中成长起来的，是建设西南的重要力量。搞好与西南地下党的会师，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意义重大。
在这5.6万名党员中，大部分是1948年至1949年发展的新党员，还有一部分是在临近解放时大量发展的。据川东万县、铜梁，川西彰明，贵州大定和云南丽江几地统计材料看，1948年到1949年入党的一般占80%，这大批新党员中又以农民为最多，占80%左右。由于当时环境限制，骨干缺乏，教育较少，一般党员的觉悟都不甚高；在大量发展中，有些地方组织不严，手续紊乱，缺乏严格审查，致使一些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自首叛变分子混入党内，甚至个别党的支部被地主富农反动分子篡夺与控制，造成了党内组织不纯的现象。
针对上述情况，西南局组织部于1950年6月发出《关于加强党的教育整理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对原西南地下党组织进行了整顿。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在现在数目较少，易于整理的时期把组织整顿一下，我们很容易重复老区建党的那些错误。我们觉得：一个胜利的党，对于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些。我们有一批党员的标准确实太低。对于个别品质恶劣的人，对于若干完全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对于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谨慎地个别地清洗出党是必要的。其数目也是不会很大的。”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西南局组织部的安排，云、贵、川、康、渝的党委组织部从1950年下半年起到1951年底，对新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原西南地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了整顿。整顿工作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先组织他们学党章和党的政策，把不够党员条件的人提高到党员的水平。其次是有计划的办党员训练班，送他们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及其各省（市）区分校、党校学习，打通地下党领导同志的思想，吸收他们在统一领导下进行整顿。再其次是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运动中，把党员放在群众运动中去锻炼。整顿之后，严格地过党的组织生活。对于政治上太落后、品质恶劣、经教育仍旧不改的人，坚决根据中央指示原则加以清洗，对于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立即开除出党。
经过整顿工作，绝大部分原西南地下党员和群众组织的先进分子焕发了青春，他们与进军大西南的党组织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会师，并利用他们熟悉地方情况的优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投身到建设新西南的火热斗争中。
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大力选拔年轻干部。进入西南以后，干部缺乏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老区和本地干部不足6万，加上西南服务团1.7万余名学生干部，撒在西南2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任务繁重与干部奇缺形成了反差，一时间，出现了区县、厂矿、学校向市、省要干部，市、省向西南局要干部的现象。
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眼睛不要望着上面派来或别区调来干部，要坚决地从群众中放手提拔。”现在我们提出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适当照顾“资”（资历）的，“德”就是政治上的品德，“才”就是做革命工作的才能，这种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一个区级干部搞一个厂比地级干部搞得好，我们就要这个区级干部；一个青年团员比一个10年党龄的党员收税收得好，我们就要这个青年团员。不冲破这一点就不能前进。
邓小平关于干部“德”“才”兼备标准的讲话和大力提拔年轻干部的思想，加速了西南地区干部培养的进程。西南地区各省、市、区借鉴老解放区“干部来自群众，领导来自基层”的经验，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向由刘伯承兼任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输送学员；二是面向城乡基层单位从参加接管和工厂、码头民主改革以及农村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三是举办各种训练班，从大学、中学青年学生中吸收大量的干部；四是对留用人员实行教育改造使用的方针，量才录用。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西南地区的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到1950年底就有干部20万人，到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已发展到80万人的规模。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主政大西南时期的邓小平，非常强调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主要抓了坚持每两月的汇报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
坚持每两月向上级汇报的制度。早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就要求所属部队和地方县团以上单位必须坚持每两月向上级综合汇报。进城前后，邓小平更是强调加强督促，然而，大西南解放以来的各种工作千头万绪，种种无组织无纪律违反政策的现象屡有发生。首先表现在剿匪问题上，初则放弃了必要的镇压，后又发生乱扣、乱打、乱杀现象。例如有的县动辄扣押两三百至四五百人，仁寿县第五区，在两个月内未经上级批准就自行枪毙了18个人。江津一次杀40多人，其中经上级批准的不及1/10。其次，表现在不经请示批准，随便规定政策，乱出布告。如川北旺苍县未经地委批准，一连发出4个不合时宜的政策性布告。再次表现在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川南有的地区不分首恶与次恶，杀了一些可杀与不可杀之间的人。杀人根据片面材料，甚至搞假材料，审查批准手续废弛，对处死刑者不经人民法庭判决。川东涪陵地委，在党委决定将批准杀人权收缩到区党委后，又擅自批准赶杀一批。
1949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常委第一次办公会议上重申：必须坚持“两月的汇报制度”。他指出：进入大西南以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各种工作政策性很强，必须坚持重大事情及时汇报，综合情况两月汇报的制度。
二野五兵团杨勇、苏振华给邓小平的电报中提出在贵州集中精力打击国民党中央系的问题。邓小平及时回电指出：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方针，这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而所谓中央系中极大部分人，都在动摇，我们的策略应是给以改过自新和生活之路，借以分化反动营垒，孤立最反动分子，减少革命阻力。邓小平的意见符合当时贵州的情况，使贵州的工作走上正轨。以后，邓小平在致川东区党委书记谢富治、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云南省委负责人于一川的电报中，就川东的税收、川西的征粮、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传达了西南局的指示，解开了省、区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的困惑。
邓小平不仅要求下级要请示报告，他自己更是坚持每两月亲自起草向党中央的综合报告。1950年2月，他就西南局两个月工作情况向刘少奇并中央作了综合报告和请示，反映了城市管理、农村工作、剿匪问题、对国民党90万起义投诚部队的改造和处理，以及统战工作问题的做法和情况。刘少奇在给邓小平的复电中说：“2月18日寄来的综合报告阅悉。中央对于西南局过去工作的估计及今后工作的方针，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望督促全党全军努力付诸实施。”
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大西南解放后不久，各省、市、区比较普遍地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对发扬党的民主起了一定作用。但是，部分地方党委在执行中存在问题，党委书记包办一切的“一揽子”作风甚为普遍。某些县只有党委活动，而县政府县长形同虚设。如川东铜梁县，在几个月的紧张征粮工作中，县政府从未召开过一次区长联席会，大小问题都是由县委直接解决，县委书记包办，大大妨碍了政权在斗争中的作用，妨碍了党委委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工作遭受损失。有的干部存在包办代替的作风，表现在建立和整顿农协组织、分配斗争果实和划阶级成份中。如贵州清镇卢荻哨改选农协主席时，干部见内定应当选的原农协主席碗里投的苞谷米少，就抓了把苞谷米偷放其碗内计票。有些地区在分斗争果实、分土地、划成份中虽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但群众提了意见就要群众“反省检讨”，结果群众有话不敢讲，出现“分啥就是啥”、“划啥就是啥”的现象。
邓小平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所以，必须健全支部，严格党的支部生活，认真建立学习制度，经常吸收新的营养，加强党的战斗力，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繁重任务。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大西南也和全国一样，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的新时期。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邓小平在西南时期有关
的思想和实践，诸如思想作风教育先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清除腐败分子，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等，仍然焕发出时代的光芒。